艾行利律师：笃志刑辩 做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文/彭川

“我心目中的优秀律师，是专业、专注和有责任心。”艾行利律师说。在他眼里，律师干的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代理案件时是否尽了力，有时当事人或许看不出来，但律师自己心里清楚。

年轻，儒雅，有学者气，这是他留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

而他对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做事细致、比较侧重技术的律师。“一段时间不学习，不钻研法律技术问题，我心里就会发慌。”他说。

起初，他在中国最顶级的“红圈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工作。执业初期，他代理的4个案件中有3个实现了不起诉，成绩亮眼。然而，为了更好地专注于刑事辩护，2020年7月，他毅然辞别君合加入了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做人需要脚踏实地，但有时也要敢于仰望星空，去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做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说。

志在刑辩

刑事辩护被认为是法律王冠上最闪亮的一颗明珠，也是法律行业中最为复杂的一门技艺。但依然有不少人对它“情有独钟”，艾行利律师便是其中之一。

他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是刑法学硕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直属于公安部。“这里的学生，只要愿意，毕业后基本都能做警察。”艾行利说，每年一到毕业季，全国各地公安系统都会过来要人。顺理成章地这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警队，成了“照耀天下长治久安”的人民卫士。

“我们的同学，进入私企或者从事自由职业的，是极少数。”艾行利说。

然而，律师工作的相对自由，以及欧美律政剧中职业律师所展现出来的风采，令艾行利对其充满了向往。最终，他成为了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艾行利不仅学到了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还有刑侦、格斗等技术，而谈及最大的收获，他表示，应该是了解了警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因为这让自己后来在跟公检法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更懂得如何去换位思考。

在中国，公检法长期被视为强势权力，常引发律师的对抗心理。艾行利说，“其实，律师有律师的压力，公检法亦有公检法的难处，需要互相理解。”作为律师，应该主动站到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尽量通过良好和有效的沟通，寻求双方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通力合作，尽快还原事实真相，促进法律法规的准确适用，早日圆满结案。“就这一点来讲，绝大多数的时候律师和公检法部门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艾行利说。律师合乎情、合乎法的主张，很多时候是能够得到公检法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的。

他表示，律师代理案件，有效沟通很重要。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是了解案件全貌的主要途径;与公检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则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结果，“事实上，依据我的个人经历，借助有效的沟通，很多问题在开庭之前就能得到解决。”

如果沟通一时受阻，何时采用对抗性的方法，也是一门学问。“我们不能为了对抗而对抗。从事律师这一职业和我们出现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地为当事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艾行利说。

实践中，这种处事方式给他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

大学时学的刑法学，在校期间又听了大量的刑法讲座，这让最初只是对刑法感兴趣的艾行利渐渐地痴迷上了刑法。

“那时，我便下定决心要走刑法之路。”他说。

如今，谈及代理刑事案件的感觉，艾行利喜欢用“刺激”一词来形容。他说，每一起刑事案件几乎都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蕴涵着百味人生，很多时候结果似乎已经被提前写好。常人基于对法律的有限了解，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律师却要为当事人“逆天改命”。而一旦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把别人认为的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案子最终实现了不起诉或者轻判的结果，由此，给律师带来的满足感，可以在精神的世界中炸出最绚烂的烟火。

“我挺享受这种感觉的。”他说。

最初，在京师实习时，艾行利办理过一些刑事案件。后来到了君合，又参与了大量商事诉讼和非诉业务，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如果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下去，似乎也不错。但正是因为参与过各种类型的案件，历尽千帆，让他对内心的向往更加清晰，那就是刑事。

“律师，有诸多的细分领域。有些领域，律师收入很高，财富带来的满足感很强。有些领域，律师名声很大，是公众视野中的常客。与之相比，大多数刑事律师显得低调得多，抛却浮华，只余本真，在自己追求的路上勇往直前，非坚定的毅力和决心而不能行。”艾行利说。

他期待自己能在刑辩行业留下一些独特的印记。

专业为本

到君合后，艾行利便确立了走专业化之路的大方向。

君合的主营业务是商事，所里设有商事刑事组。在君合的两年，刑事业务实际占用了艾行利7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君合高手如云。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君合立足，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差异化竞争。因为君合专业从事刑辩业务的律师并不算多，于是，我决定着力把这一块的业务打造成自己的‘长板’。”艾行利说。

目标明确后，即便是工作再繁忙，艾行利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他利用坐地铁、高铁、飞机，以及跑步的时间，听了数百个刑辩讲座。几乎购买了市面上所有的刑辩书籍，并选择性地进行了阅读。对于自己所经手的每一起刑事案件，他也总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力争做到极致，力求举一反三。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后，艾行利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找他合作的人越来越多。离职时，他做过一个统计，发现自己先后跟君合的上百位合伙人都有过合作，无论是君合北京、君合上海、君合深圳，只要是刑事业务，直接或者间接的很多最后都会找到他这儿。

在君合，艾行利主办、参与了多起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内头部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和刑事辩护重大项目，成绩显著。

对艾行利而言，在君合执业是一段很美好的经历。虽然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都非常大，但收获也不小。那两年，他的专业能力突飞猛进，创收遥遥领先于所里的同年级律师，在律所内部也是连续两年获得最高评价——杰出。

在他心里，君合的确不负全国一流的声誉，这里的工作方式、律所文化是最接近欧美律所的。“在君合工作，确实会有一种自豪感。每次代表君合去开庭，我也会特别珍惜自己的羽毛，心想，自己的表现必须得对得起‘君合’两个字。”

在君合，艾行利也进一步强化了自己扎实、细致的工作风格。

然而，虽然很喜欢君合这个平台，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2020年7月，艾行利还是正式返回了京师律师事务所，他曾经实习过的地方。

原因很简单——刑事。

“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刑辩业务。在君合，我的精力还是太过分散，需要处理大量合作单位的刑事合规、商事纠纷、非诉咨询等其他业务。”艾行利说。他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自主权，把刑事变成自己的专项，在这一细分领域持续深耕，将自己的精力和热情百分百地投入到刑事辩护事业中来。

2019年12月，京师成立了京师(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在一批具有带头作用、业务能力精湛、专业素质高的刑辩律师的带领、推动下，京师刑辩队伍不断扩大、刑辩氛围越来越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重大影响的刑事业绩越来越多，京师刑辩的品牌在业内也是愈加响亮。

刑事平台专业化、业务精细化，这些利好的发展让艾行利心动不已。于是，他回到了当初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

谈及现在的变化，艾立行最大的感受是更自由了。时间可以更自由的调配，在案件选择、客户选择及案件的钻研程度等方面，有了更高的掌控度。“自己选的案件，对客户的情况更了解，沟通也更深入，精细化服务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他说。

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以前有人顶在前面，不用自己独面风雨，现在带了团队，就要独立做决定。很多时候，案子接或不接，案子辩点的选择，抑或是方向的把握，都需要你去做最终的拍板。”艾行利笑着说道。

事实上，回到京师后，是他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以前是一个人，只需埋头钻研技术，把官司打好;现在是一个团队，除了案件本身，创收，团队建设，这些都需要他去通盘考虑，统筹协调。“是有负担，但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正是因为有了团队的存在，我们才敢去想象和描绘更广阔的未来，才能进一步去拓展、深化我们的专业化之路。”艾行利说。

幸运的是，在京师，他遇见了一批坚守刑辩价值的前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热爱刑辩事业的小伙伴，前行的路上，并不孤单。

“独立执业至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相反越来越庆幸自己当初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艾行利说。

在京师，如其所愿，他的兴趣与工作实现了真正的融合。

工匠精神

执业过程中，艾行利非常推崇初入行时听过的一位前辈的一段话：“花三五个小时研究法律问题，水平相当于一线民警;花十个小时、十五个小时去研究，可以与检察官掰一掰手腕;如果想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则需要至少投入二十、三十个小时。”

请100个律师，案件可能会有100个结果。“汗水从不会骗人。律师用心办案的话，是能够体会到这句话其中的道理的。”艾行利说。

他表示，为了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律师往往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不同的尝试。很多案件的转机就隐藏在“视觉盲区”，此时，律师唯有反复梳理案件，并尽一切可能与公检法实现有效沟通，才有可能于“山穷水尽处”窥见一线生机。

“作为律师，我们应该用工匠精神对待每一起案件。”他说。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其基本内涵除了专注、敬业和精益求精，还包括追求突破、追求革新的创新内蕴。

一向注重学习新知识的艾行利，善于利用新技术，进而找到创新思路来解决问题。比如，近期他利用电子证据规则打了几场漂亮仗。

不久前，发生在天津的一起案件，4名嫌疑人被抓，且全部认罪。经过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艾行利的委托人作为并列的第一责任人，因为有自首情节，量刑为3年2个月。这个案子其实很棘手，嫌疑人自始至终都认罪，而且4人的判决都有基本方案。这种情况，留给律师的辩护空间很小。

“我个人认为这个量刑还是偏重。依据量刑规范化标准重新计算了一下整个的量刑过程，我觉得这个案子最理想的情况下，判2年3个月比较合理。”艾行利说。

有了目标，如何实现呢?

首先，考虑自首情节，可以减轻至3年以内。其次，得找到案件的“瑕疵”，因为案件的证据并不复杂，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里打开被人忽视的突破口，掌握谈判的筹码。从北京到天津成了那段时间艾行利的固定路线，提交了书面意见后，还和法官进行了多轮沟通。

对掌握的全部信息反复比对后，艾行利果然发现了切入点，这个案件里用到了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比较新型的一种证据形式，但是电子数据本身依赖特定储存载体，一旦其制作、收集、提取、储存、检查、保管、展示方式不规范，极易造成数据失真，因此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排除后果，对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的研究和运用可能成为取得突破的关键。

“还有就是，法律规定：做辨认笔录的照片不能少于10张。我发现里面有多份辨认笔录均存在照片重复的情况，不能被算在内，案子里多数辨认笔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且非法取证的大量电子数据过时也无法补正。”艾行利说。

由此切入，艾行利写了十几页的辩护词，对涉及到的电子数据问题提出了异议，按照最新的刑事司法解释进行了阐述，并申请召开庭前会议。在检察院激烈地交锋两个半小时后，终于和法官达成一致，后面又进行多轮磋商，最终其当事人的刑 期从3年2个月变成了2年。这也是4人当中最低的一个刑期。

事后，艾行利回顾说，这个案子能取得这一结果，离不开与公检法部门的深度沟通，也正是这样才能看清全局。而在沟通的过程中，他发现，目前我国的一些公检法部门对于电子证据的了解其实不多，律师也很少有研究。“天津某区的法官就明确告诉我，在他们区法院，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他说。事实证明，电子数据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增长越来越快、占比越来越高的趋势，在许多案件尤其是互联网相关犯罪中，对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的研究和运用很可能成为某些案件取得突破的关键。

艾行利对电子证据的运用开了行业“先河”。2019年9月，他主办的一起某磁力搜索引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也是基于电子数据失真，程序违法，实现逆风翻盘的案子。侦查机关指控嫌疑人系情节严重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取保后改为传播淫秽物品罪(两年以下)。他跟了一年多，最终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起运用电子证据规则成功助力不起诉的成功案例，从如何取用数据，如何利用证据做辩护，到最终取得结果，流程顺畅，技术性强。因其开创性价值，被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多个场合分享。

“对刑事律师来说，证据规则至关重要。”艾行利说。

作为一个十足的技术控，他经常问助理，一篇辩护词，写完之后，你有没有找到辩点?再华丽的辞藻，再热闹的内容，如果没有关键点，也是纸老虎，在法庭上不堪一击。

而要发现这些突破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认真踏实地沉下心去做事，如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领超过90%的同龄律师，那成功更是倚马可待。

操作规范，注重换位思考，也要专注于技术，这是艾行利自己的成功秘诀。

谈及自己通过电子证据规则的运用，打下的几场战役，艾行利也颇为感慨，同时也深感幸运。他说，“这类案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碰到。”

仰望星空

康德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最能震撼我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

艾行利也常说，做刑事律师，需要有情怀。

为了践行这种情怀，追寻律师的价值，除了本职工作，艾行利还经常抽空参与一些法律援助类案件。“我们要努力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他说。

日前，他刚接到一份自己以“客串”身份参与的法律援助案子的判决书。

事情发生在2020年，地点是甘肃省酒泉市。当地民警在一次稽查工作中发现，32位大货车司机有吸毒嫌疑，故对其进行尿检，结果呈安钠咖阳性，遂传唤至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调查询问。货车司机承认有吸食毒品。随后派出作出《行政处罚书》，除了罚款。因为有了毒驾记录，32位货车司机的驾驶证随时可能被吊销。

“原本这个案子是我们所一位实习律师首先接手的，后来他因无法独立代理，我便接了过来。”艾行利说。当时他以为，该案的事前准备已经足够充分，自己当时还没有去过敦煌，打算抱着旅游的心态过去看看，顺便处理一下这个案子。

“到当地后，跟当事的货车司机一聊我才发现，驾照被扣以后，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凄凉了。车不敢上路，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还需要还贷款，压力非常大。”艾行利说。

当时离开庭只有两个多小时，艾行利让货车司机们先到宾馆休息，然后自己赶紧拿来案件材料重新梳理。“虽然这是个行政诉讼，我还是按照刑事诉讼的思维来处理，对证据和程序提出了很多质疑，基本上把原来材料中的主要意见全推翻了。”他说。

经仔细分析后，艾行利指出，警察部门对该案的处理，明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程序违法，一是对吸毒事实的认定不够科学。

按照有关规定：“采集的检测样本经现场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应当分别保存在A、B两个样本专用器材中并编号，由采集人和被采集人共同签字并封存。”该案中，派出所未对原告的尿液进行保存，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无法再检测。

另外，该案中警察使用的检验方法存在局限，这种体外诊断方法，只定性不能定量，适合用于初筛。简单来讲，用这种检测技术得到的结果，不能作为确诊证据。更离谱的是，检测板检测的是咖啡因阳性，处罚结论却认定是吸食安钠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物质。

最终，法院基本采纳了艾行利的辩护意见。“32位货车司机的驾照算是保住了!”得知结果后，艾行利长舒了一口气。

除此之外，从媒体上看到一些人的不幸遭遇，艾行利也曾主动提供法律援助，加上偶然遇上的，和主动找上门来的，他尽己所能地做了自己能做的事。

艾行利还记得，有一次已经夜里11点多了，他突然得到通知，自己的当事人已被允许取保候审。随即，他和这位当事人的父亲赶紧驱车到派出所接人。将父子二人送到宾馆后，他独自驾车回家。

“回家途中，我就抑制不住地想唱歌。一件看起来非常困难的案子，我上下忙活了一个多月，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辩护意见加附件整理了800多页，最后取保了。这个案子的律师代理费虽然不高，但努力之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给我带来的那种成就感，真的是无法言喻的。回到家时，已是夜里12点多，平时不喝酒的我，甚至开了一瓶酒，一边喝，一边听歌。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艾行利感慨道。

这也是他能够一直在刑辩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长期坚守，持续奋进的不竭动力。正如钱列阳律师所说，“一个刑辩律师只有心有法治理想、胸有行业格局、腹有人文情怀，眼中才会有诗和远方。”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是睿智的生命选择。

遥远的梦想，可像头顶的指路明灯，照亮前行的路。路虽远，要坚信，行必能至。与此同时，梦想需要汗水的浇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去描绘，生活是细节的经营和积累成就的。理想再近，不去实践，最终也难免成为“海市蜃楼”。

“做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我们需要心中有理想，亦需要脚下有行动。”艾行利说。